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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湖南百年荣光

来源:www.hg07111.cc   作者:hg0088   日期:2016-07-15 14:54

“读懂湖南人、湖南史,才能读懂中国近现代史。”长期以来尤其是近现代以来,大量湖南人挺立时代潮头、引领历史经纬,呈现出英雄辈出的生动气象,成就了百年辉煌,广为人称道。然而,湖湘文化中一些带有鲜明地域特点的东西如排外等等又常常为人所诟病。封闭是湖湘文化的一部分吗?
 
王兴国:如同一枚铜币有正反两个方面一样,近代湖湘文化也存在开放和封闭的两个方面。对此,谭嗣同在《浏阳兴算记》中曾形象地说过:“中国沿元、明之制,号十八行省,而湖南独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及究其洋务之谓,则皆今日切要之大政事,惟无教化之土番野蛮或不识之,何湖南乃尔陋耶?然闻世之称精解洋务,又必曰湘阴郭筠仙侍郎、湘乡曾劼刚侍郎,虽西国亦云然。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若是乎名实之不相契也。”筠仙是郭嵩焘的字,劼刚是曾纪泽的字。谭嗣同的这段话,揭示了近代湖南在对外开放上的一种极为矛盾的现象,即一些先进人物始终站在全国对外开放的最前列,但是也有一些人思想极为保守,即如谭嗣同所说的“以疾恶洋务名于地球”。郭嵩焘是中国近代最精通洋务的人,也是宣传洋务思想最为积极的人。1876年,当他作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位常驻外国的公使行将出使英国之际,遭到了湖南士人的猛烈攻击,他们认为这是湖南人的奇耻大辱。当时,在长沙参加乡试的考生集会玉泉山对他进行声讨,并将他倡议修复的上林寺烧毁,还扬言要砸他在长沙的家。当时还有人编出联語攻击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曾纪泽继郭嵩焘之后任驻英、法公使,在此以前他曾因父亲曾国藩丧事从南京乘小火轮至长沙,遭到官绅的大肆攻击,数年不息。这些就是谭嗣同说的“两侍郎可为湖南光矣,湖南人又丑诋焉”的根据。
 
2 湖湘文化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正是由于她具有汇合百家、兼收并蓄的博大精神
 
湖南日报:但是,在中国近代化的洋务运动、维新运动、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中,湖南人均表现得特别突出,甚至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显然不是“排外”、“封闭”所能解释的。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开放包容应该成为诠释湖湘文化的一个新视角。是这样吗?
 
王兴国:对。湖湘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以能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正是由于她具有汇合百家、兼收并蓄的博大精神。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不可能是闭关自守、抱残守阙、固执门户之见所能做到的。相反,它总是各种不同文化互相沟通、互相融合的产物。所谓沟通,就意味着承认不同文化体系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特点,因而需要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从一定意义上说,沟通就是要突破某种文化的“自我设限”,从一种相对封闭的、凝固的文化体系中跳出来,找出一个新的参照系,在与参照系的比照中,用一种“非我的”、“陌生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可见,沟通的过程,就是超越自我、扩大自我,接纳非我、融摄非我的过程。当然,沟通本身并不是目的,其目的还在于融合,即创造出一种新的、更高的文化体系。湖湘文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各种文化系统不断沟通与融合的过程。尽管人们对这个过程的态度有时是被动的,有时是比较自觉的,但是这一过程的客观存在却是毋庸置疑的。在近代湖湘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这种兼收并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宋学(理学)与汉学(考据学)兼收并蓄,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及宋学的兼收并蓄,儒家学说与诸子百家和佛道思想的兼收并蓄,中学与西学的兼收并蓄。近代湖湘文化之所以能博能大,正是因为它具有吞吐百家的气魄,博采众长为我所用,这是文化发展的一条基本规律。今天,我们要建设湖南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同样离不开这个规律。
 
3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3个逐步深化的阶段,湖南人在每个阶段都是走在最前列
 
湖南日报:魏源成为“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是偶然?还是必然?从魏源、郭嵩焘到谭嗣同、杨昌济,湖湘文化的开放包容走过了怎样的艰难历程?
 
王兴国: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三个逐步深化的阶段,湖南人在每个阶段都是走在最前列。
 
魏源是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首倡者
 
第一阶段,是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其时间自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至1894年甲午战争前。魏源成为这一阶段的首倡者,绝不是偶然的。首先,他于1825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请主持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此书的编辑过程,也是他经世思想日趋成熟的过程。其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魏源于1841年进入裕谦幕府,在浙江前线参与研究作战计划,亲身感受到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船坚炮利。这年8月,流放伊犁的林则徐从浙江镇海出发北上,途中与魏源相晤于江苏镇江。林把在广州期间收集翻译的《四洲志》等资料全部交与魏源,嘱撰《海国图志》。1843年1月《海国图志》五十卷刻印出版,书中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并且指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就为往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开创的洋务运动指明了具体的目标。在这个阶段,人们处理中学与西学关系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冯桂芬在1860年撰成的《校邠楼抗议》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论断,对曾国藩、李鸿章等影响很大。郭嵩焘则明确表示不赞成“中体西用”。 他说:“西洋制法,亦自有本末。中国大本全失,西法从何举行?勉强行之,亦徒劳耳。”
 
谭嗣同等“六君子”用鲜血唤醒人们从政治层面学习西方
 
第二阶段,是从政治层面学习西方。时间自1894年甲午战争后,至1915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之前。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维新派改良封建专制主义政体的时期,革命派推翻封建专制主义政体的时期。甲午战争充分暴露了洋务派光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的无效,于是人们开始重新思考如何向西方学习,结论是光从器物层面学习不够,还必须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对国内的政治体制进行必要的改革。这就是戊戌时期维新派形成的政治思想背景。在湖南,这一政见的最早表述者是谭嗣同。他在《浏阳兴算议》中说:“中国不变法以期振作,使外洋入而代为变之,则养生送死之利权一操之外人。”戊戌政变的发生,谭嗣同等“六君子”惨遭杀害,他们的鲜血唤醒了迷信皇权的人士。1903年冬天,黄兴在长沙创立了中国内地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接着,他又与孙中山合作,于1905年创立了同盟会。在同盟会领导下,终于在1912年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国。
 
杨昌济最早提出从思想层面学习西方
 
第三阶段,是从思想层面学习西方。时间自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辛亥革命虽然从政治上推翻了皇帝的专制统治,但是并未从思想上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袁世凯极力推行的祭孔复古活动,为帝制制造舆论,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此,杨昌济在1914年10月发表的《劝学篇》就深有所感。他说:“吾国近来之变革虽甚为急激,而为国民之根本思想者,其实尚未有何等之变化。正如海面波涛汹涌,而海中之水依然平静。欲唤起国民之自觉,不得不有待于哲学之昌明。”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之中,杨氏最早将我国近代向西方学习已经历的过程划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师其铁船、巨炮”和“学其制造”,即从器物层面向西方学习;第二阶段“师其政治、法律”,即从政治层面向西方学习。杨氏认为光有这两个阶段还不够,还必须有学习西方精神科学的第三阶段。他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哲学思想,欲改造现在之时代为较进步之时代,必先改造其哲学思想。”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当1915年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出版之后,杨氏便以热烈的态度欢迎她。他不仅自己并介绍青年毛泽东为该杂志撰稿,而且用自己的工资购买若干《新青年》给他心爱的学生毛泽东、蔡和森等阅读,从而有效地促使了这些青年学子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坚定支持者和参与者。随着这群青年的思想进步,五四时期全国最早的社团之一新民学会创立了。
 
4 近代湖南人、湖南学派、学者都重视经世致用,形成一种百川入海、众派趋同的壮观
 
探讨开放包容如何成就湖南的近世辉煌,可以从很多方面去分析。但从方法论去解构似乎更直接。方法论中,“经世致用”特别鲜明。您认为,经世致用是如何体现“开放包容”的?
 
王兴国:在近代中国,不仅最早倡导经世致用的是湖南人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人,而且近代湖南许多学派的学者都重视经世致用,形成一种百川入海、众派趋同的壮观。首先,是汉学经世派。本来汉学家是不注重经世致用的,但在汉学兴盛之际,湖南一些钻研汉学的学者,却能继承湖湘学派的知行统一和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清代全盛时期岳麓书院的几位山长如李文炤、易宗涒、王文清、旷敏本、欧阳正焕等都是如此。其次,是理学经世派。它认为“理”或“道”是宇宙的本体,人们只有把握了这个本体,才能指导自己的实际行动,这就叫做“明体以达用”。自从湖湘学派树立了这个优良学风之后,它始终影响着整个湖湘文化的发展。而到了近代之后,以曾国藩、胡林翼为代表,便形成为理学经世派。曾国藩不仅是陶澍倡导的经世致用学风的积极践行者,而且他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二字,从而使之成为一个学术纲领。第三,今文经学经世派。所谓今文经学,是产生于西汉时期的一个研究儒家经典的派别。此派学者将儒家经典视为政治学著作,并力图从中刺取其微言大义,以为当前的现实服务。魏源提出的“以经术为治术”最为典型地表达了今文经学家们的治经方法。近代湖南治今文经学者还有两个大家,其一是皮锡瑞,其二是王闿运。王氏曾掌教四川成都尊经书院,培养出一个著名的今文学家廖平,廖平的今文经学思想又直接影响了康有为,康氏以今文经学为理论武器,指导了戊戌变法。第四,霸王经世之略。也就是浙东学派陈亮的事功之学,谭嗣同和唐才常都十分推崇它。正是由于上述各派的治学趋向的相同或相似,所以它们能够互相包容,汇合成了近代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洪流。
 
5 穷根究底的求真精神将中国传统的实学与西方科学精神统一起来了
 
湖南日报:说到经世致用,自然而然会想到实事求是。这自然是湖南精神的典型特质。湖南的开放包容,体现在“实事求是”从哲学概念到实践命题的转化中吗?
 
王兴国:从方法论上讲包容,自然不能回避“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这个命题,最初出现于《汉书·河间献王传》,是班固形容河间献王刘德治学风格所说的一句话。颜师古在解释这句话时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这里讲的“是”在古代字书中并不包含后来人们所理解的“理”或“规律”的意思在内,所谓“真是”中的“真”是对“假”而言,“是”是对“非”而言。用现代语言来说,“真是”就是“真货与正品”, 它原本是一个考据学的命题,而不是哲学认识论的命题。朱熹在注释儒家经典《大学》时,提出了一个“即物穷理”的命题,是以伦理学的命题出现的。同时,朱熹没有将“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这两个命题统一起来,这样就给清代的“宋学”与“汉学”之争留下了隐患。当时汉学家所打出的旗号是“实事求是”,而宋学家打出的旗号则是“即物穷理”,两派斗争势同水火。到了嘉、道之际,出现了一种调和汉、宋的倾向。开始时,有的人的调和并没有抓住要害。曾国藩则将两个命题统一起来加以理解,指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栋)、戴东原(震)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这样,曾氏便架起了一座从“实事求是”通向“即物穷理”的桥梁,使“实事求是”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考据学命题,成为一个哲学认识论命题。郭嵩焘接受了曾国藩对“实事求是”的改造,并进一步将中国传统的实学与西方的科学精神统一起来了。他说:“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投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他们在学术和思想上的这些创新,为毛泽东后来将实事求是命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改造,作了必要的历史铺垫。
 
上述两种方法论的形成过程,都鲜明地体现了一种开放包容精神,它们有力地促进和保证了湖湘文化的近世辉煌。
 
6 持包容之心,取开放之态,立足本土文化,拥抱世界文明,湖南必将重现往日的辉煌
 
湖南日报:今天,湖湘文化更开放更包容的呼声似乎日见迫切。您作为省文史馆员,又久居海外,您认为湖湘文化应该如何更好拥抱世界影响世界?
 
王兴国: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说与近世鼎盛时期比,当下湖南、湖南人的影响力和地位似乎有所下降。这样判断貌似有一定道理,但我觉得有些片面:衡量一个地方、一个群体的指标是立体的,不能瞎子摸象。当下,湖南在全国的地位还是很高的,湖南人才群体的国际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当然,我们也不要盲目乐观,要看到差距尤其是发展上的差距。
 
 
省委书记徐守盛指出,湖南省发展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开放不够、外向型经济发展不足。2015年全省进出口总额仅为277亿美元,负增长3.7%,总量和增速分别在全国排第19位、第12位。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还是对发展外向型经济在观念上缺乏包容。要改变这种状况,首先要树立开放理念,坚持主动开放、双向开放、公平开放、全面开放、共赢开放,也就是说要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包容,以之促进内外联动发展。
 
要影响世界,就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人们常说,最有地方特色的东西,就是最具世界性的东西。湖南以张家界为代表的自然人文景观,以浏阳花炮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上是有一定影响的。近年来,湖南省有关部门提出“推动文化‘走出去’,提升对外开放‘软实力’”的方针,对于促进湖湘文化走向世界,是很有助益的。
 
我相信,持包容之心,取开放之态,立足本土文化,拥抱世界文明,湖南必将重现往日的辉煌。



本文来源:湖南经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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